多胞胎是扩大中的特殊群体。中国内地没有针对多胞胎的保障制度，中国多胞胎家庭——正在艰苦奋斗，同样从一部三轮车开始，负责任的父母把孩子们运向幼儿园，运向学校，运上人生的漫漫旅程；而一些父母，则把长相酷似的孩子们放在三轮车上沿街乞讨，度过他们的童年。
2007年10月，河南“五福娃”沿街乞讨的新闻(本刊11月2日曾作报道)，使中国多胞胎(三个以上)家庭生存困境进入公众视野。
而在杭州，楼时伟，一个热衷于剪报的摄影记者，还记得13年前一个四胞胎父亲的回信。
“近几年寄来的信件均已收到。只是四子来世时间不长，均未回信。请谅解。”
楼时伟的胸口一下子凉了下来。原来3年来他的每一次去信，都在刺痛父母的伤口。事实上，多胞胎婴儿的夭折率是正常婴儿的16倍。这只是多胞胎和他们的父母要过的第一道难关。
楼时伟被一些媒体称为“中国多胞胎之父”，在他的书房里,储藏着他与上百个多胞胎家庭多年来往的信笺。信笺里记录着，河南开封的贾姓聋哑人夫妻，在大半年前生下了三胞胎女儿，全部被诊断为重度神经性耳聋。这是许多多胞胎家庭的又一个灾难性开端。
在全球范围，随着辅助生殖技术的发达，多胞胎的出生率不断上升，其中包括中国。法国首家诞生试管婴儿医院的巴比尼克医生，把多胞胎剧增的现象称为“世界性流行病”，这不仅仅是医学上的阐释。
多胞胎从子宫里就开始生存竞争，他们的父母从妊娠期开始，就要承受一般父母数倍的危险、痛苦与挑战。
多胞胎是中国正在扩大中的特殊群体。在中国内地，并没有针对多胞胎的国家性保障制度，更多的中国多胞胎家庭——无论是人为还是自然诞生——正在艰苦奋斗，同样是从一部三轮车开始，负责任的父母把孩子们运向幼儿园，运向学校，运上人生的漫漫旅程；而一些父母，则把长相酷似的孩子们放在三轮车上沿街乞讨，度过他们的童年。
从子宫开始的竞争
2003年10月1日，是张洁怀孕第56天。
这天，她要作出一个母亲最难的决定：减胎。怀上四胞胎(后证实为五胞胎)的她在广东中山一家医院的手术室外等医生，“我真想不顾一切地逃走。我不知道是哪两个孩子就要离开我的体内。”
张洁是这个地球上正在增多的多胞胎母亲之一。上世纪80年代，山东省立医院一例四胞胎出生成为了全国的轰动新闻，而现在类似的报道已经屡见不鲜。在中国，1994年全国仅有34个四胞胎家庭，而现在，一个省出生的四胞胎都不止这个数；在美国，新世纪出生的三胞胎增长速度是上个世纪的370%，激进的医学专家甚至预测，在今后10年内发达国家的新生儿中三分之一将是三胞胎。
张洁是在24岁那年结婚的。为了生孩子，她和丈夫折腾了一年，到过不孕不育门诊，又吃过大量的碱水面(张的丈夫希望生个男孩子)。结婚第二年8月，张洁期待中的怀孕终于到来。“肚子突然很硬。像是胀气。我跑去街上买试纸，确认自己怀孕了。真是好兴奋。”
不过医院对张洁的怀孕并不乐观。医生怀疑她有先兆流产的迹像，于是张洁只能在家卧床休息。才怀孕30多天，她的肚子就已经变得又大又硬，有些人还以为她已经怀孕了几个月。再过10天，张去照B超，医生说出了异常的原因：她怀的是四胞胎。
“四胞胎？”张洁的兴奋变成了惊讶，然后是恐惧。医生建议她减胎：“子宫里的胎儿太拥挤，可能在五六个月时导致流产，甚至连大人都保不住。”
北京大学第三医院生殖中心的乔杰博士解释，多胎属于高危妊娠，并发症也会增多，譬如，多个胎儿在子宫“抢夺”血液，有的胎儿血液会过于黏稠，有的胎儿却会因为缺血而发育不良，甚至胎死腹中；那些死去的胎儿很容易自溶，它所产生的毒素一旦进入孕妇血液，就会出现弥漫性血管凝血，这是一种比败血症还严重的病，死亡率高达70%以上。
对于张洁这个准母亲来说，那些风险显然都很陌生，更难接受的是把自己的孩子打掉，以至于她躺在手术台上，还在使劲问着医生同一个问题：“不可以全部保住吗？”
医生对她笑了笑，然后用探头在她体内寻找。“不知道过了多长时间，只感觉一针刺过后，从我的身体开始抽离，我的孩子被吸走，离开我的身体。”接下来，她每天都要去吃保胎药，打保胎针，一打就是20多天。手术后十天，她又去照B超，医生告诉她肚子里还有三个孩子。医生还叫她减胎，但她死活都不愿意了。
在2003年，中国卫生部就曾以报告形式指出，“我国多胎妊娠的发生率明显提高，主要原因是医源性因素。”在这期间，辅助生殖术和减胎术，作为一加一减、一因一果的医疗项目，在全国各地的医院广告里宣传，如同一条运作成熟的产业链——尤其对于那些高龄不孕，或者企图通过多胞胎生出男孩的父母来说，一颗克罗米酚、尿促性腺激素、果纳芬等“多仔丸”，就可以使多胞胎发生率达20%，而体外受精助孕，则可将这个发生率再提升10%。
张洁对记者不断强调，自己的五胞胎完全是意外。她的三个孩子，在减胎术的人工选择中留下来的全都是女孩。2004年夏天，在孩子出生后仅仅二十多天，张洁的丈夫就离开了他，并在一年多后提出了离婚，理由是：他想要个男孩。
3年来，三胞胎的丈夫只看过女儿们两次，每月支付1200元抚养费，离婚的态度一直很坚决。
风险重重的降生
41岁的谭超云又怀孕了。
谭超云的四胞胎比张洁的五胞胎幸运。他们在妈妈身体里全部活了下来。
去年的6月20日凌晨，谭进的那个手术产房有八重门，每过一道门都要进行一次消毒，然后一层层白布放下来，垫在她的身体上下。“每次关门，都是‘嘣’的一声，好像进鬼门关一样。我要是死在手术台上，就拿白布一裹，多方便啊。”
在怀孕到了5个月时，谭超云的腰围已经和自己的身高差不多(约1.5米)了，睡觉也躺不下去，困了只能在长椅子上靠着。她的丈夫蒋孝严(化名)跑遍了深圳的大医院，医生们看了谭的病历都直摇头，不愿意做手术，认为风险太大。武汉同济医科大学生殖医学中心的刘子龙。列教授解释，临床上单胎妊娠的早产率为5%，而双胎早产率在90%以上，“如果是3胎、4胎，基本上都是要早产的。”
谭超云这次又是意外怀孕。在深圳做质检员的她有一个女儿，做过三次流产。谭对记者说，第一次照B超，发现自己怀的是双胞胎。“医生怕我身体顶不住，建议我不要做药物流产，等怀孕三个月后再做引产，把孩子打掉。”当时，谭和丈夫不觉得打掉有多可惜。
怀孕满3个月，谭的肚子已经大得像一般人怀孕6个月。再次照B超，医生向夫妻俩道贺：你们不是双胞胎，你们是四胞胎，深圳从来还没有出现过四胞胎呢(几天后，医院向媒介公布，这是深圳“第一例自然受孕的四胞胎”)。丈夫蒋孝严的反应与医生截然相反，他一下子就傻了眼：“四胞胎？还能做引产吗？”
医生说只能剖腹。两夫妻商量了一下：咬咬牙生下来吧。
到了7个月，谭的腰围已经有1.65米，肚皮被撑得很薄，皮肤在光线的照射下微微发亮，薄得能看到孩子的小手小脚。蒋孝严想到了深圳市妇儿医院，并直接跑到院长办公室求救。刚住院后5天，谭超云怀孕还没到8个月，她在病床上开始流血。几个主治医生穿着短裤和拖鞋就冲进了产科手术室。谭心里很怕，在推进手术室的时候，她跟丈夫说：“我会不会进去了就出不来了？”
她被半身麻醉，看着她的四个孩子从生死边缘被拉到阳间。剖腹后4分钟，第一个孩子(12：23)就被取出来了，接下来每一分钟取出一个孩子。她很想看看婴儿，但医护人员不断地把她抬起的头给压下去。
谭看到或看不到的是：在即将分娩时，由于胎儿处于活跃的状态，他们相互拥挤着，很容易造成胎盘紧缩和脐带缠绕，严重的时候几近于胎儿自杀，母亲所受的痛苦也是常人难以想象。在这种情况下，医生必须对其实施剖腹产。剖腹产手术时，麻醉师先实施局部麻醉，主刀医生会在孕妇的腹部横向或纵向划开一个口子，将子宫打开，把脐带剪断，将胎儿一个接一个地拿出来，然后缝合伤口。整个手术一般需要好几个小时，而且此间各种危险也可能接踵而至。
谭非常幸运。她终于听到了孩子的哭声，她激动极了，赶紧祈祷孩子要健康，然后听到医生报分。
“一号10分。”
“二号10分。”
“三号10分。”
“四号10分。”
谭放心地晕过去了。过了一会，心焦如焚的蒋孝严看到了四个早产的孩子，他的第一反应是：“怎么那么小。头比女人的拳头还要小。”
一般地，孕妇正常妊娠的平均天数为286天，双胎妊娠平均为260天，而多胞胎不足260天。早产的多胞胎婴儿，体重大多不超过2500克，身长不足50厘米。
蒋家四胞胎男孩子被取名云龙、云啸、云翰、云霖。为了不把他们搞混，医院把他们摆进了不同的育婴保温箱。谭超云产后一星期就出院了，而孩子们在保温箱里住了36天，总共花费15万元。
惊险出生的同时，当然也有戏剧性的发生。
杭州单家四胞胎的母亲虞亚静，回想起19年前生产时的情景，还直乐。由于产检一直认为怀的是双胞胎。在虞生产时，两个孩子出来后，医生就走掉了，然后护士惊奇地发现还有两个没出生。
杭州周浦杜国海的妻子，也犯了虞亚静同样的错误。当第一个孩子出来后，她听到护士的惊讶声，“为什么接下来有两个头两个脚的？”她当时就晕了过去。
最艰难的年月
11月22日，开封，三胞胎的母亲，杨帆，坐在客厅一侧，抱着最瘦弱的二女儿贾思珂，看着婆婆和小姑照顾其他两个孩子。照顾三个孩子，几乎动用了贾家所有的直系亲属，还有她的父亲。
小时候的杨帆，因为发烧打庆大霉素导致聋哑。她一路被父亲扶持长大，然后在开封市聋哑学校与贾志宽相识，组成新家。现在，这对夫妻正处在多胞胎家庭最艰苦的阶段——婴儿期挣扎。
杨帆的父亲想到了向企业求助，从而成为了中国数百个接受社会捐助的多胞胎家庭之一。
双重困境
没有人告诉杨帆，她的三个女儿同样有听力障碍。家人打开电视时，她会特意拿遥控把声量调到最小，以免影响到孩子——尽管她不明白声量太大会带来什么感官刺激。她的小姑贾云霞说，杨帆听不到孩子哭闹，所以婆婆和她经常要在夜晚起床，把杨帆照顾的二女儿抱走。
赵慧利是开封市第一人民医院五官科的医生。去年夏天，他去喝贾家为新生三胞胎摆的满月酒，惊讶地发现满座皆熟悉：他不仅为这三个宝宝检查过听力，还为三胞胎的大伯的孩子检查过听力。三个小孩的父亲叫贾志宽，在四兄弟姐妹里排老三，与大哥贾存轩一样是聋哑人。赵慧利给这两兄弟，还有他们生下来的孩子们诊断过听力，认为都是先天性重度神经性耳聋——这是已经被证明可以遗传的疾患。
三个小孩的母亲杨帆，她的堂兄在几年前就生育过双胞胎。统计学上的研究早已表明，多胞胎与遗传密切相关，尤其是那些家族史里有多胞胎先例的母亲，生出多胞胎的可能性更加高。譬如，前文提及的深圳蒋家四胞胎的母亲，家里有8个兄弟姐妹，有两个堂姐曾经怀过双胞胎。
“可惜的是，他们没有做任何育前遗传检查，譬如染色体缺陷检查。”赵慧利说。事实上，也没有机构告诉这对聋哑夫妇应该这样做。
人体细胞中有46条染色体，染色体里带着DNA和基因，也就是遗传密码，决定着每个人的生理形态，乃至性情气质。男人的精子与女人的卵子很特殊，这两种生殖细胞各自只有23条染色体，只有当它们结合在一起时才会有46条染色体——于是，精子与卵子结合，形成受精卵，在子宫里不断分裂演化，孕育生长成新人类，这孩子就会带上一半父亲、一半母亲的遗传特性。
“知道三个小孩耳朵都有问题，我头都炸了。”三胞胎的外公杨育汝说。他的第一次头痛，是在女儿怀孕6个月照B超时，他知道自己的未来外孙是三胞胎，“到时财力和精力肯定应付不过来”。孩子们是在去年11月出生的，现实非常残酷，他的女儿不但继承了自己家族的多胞胎传统，一生就是三个，而且把父亲的听力缺陷也复制了三遍。
这天小区停水，三个孩子的尿布堆满了厕所，散发着复杂的臭味。就像所有多胞胎家庭早期所经历的一样，三个孩子重复着短暂的睡眠和长久的哭闹，还有吃喝拉撒，她们的母亲、奶奶和姑姑则重复着为她们换尿布、喂奶和哄逗。若不是停水的话，她们的尿布会被一批批地洗净、晾挂到窗台上，在邻居看来就像是万国旗招展飘扬——但阳光再好，她们也没有什么机会到外面楼下去晒晒，因为她们的照顾者通常都精疲力尽了。
“我们不断地逗他们，刺激她们的耳朵，看有没有好转的可能。”现在还在读大学的贾云霞，时常用力在三胞胎耳边拍手掌，观察她们的反应。不过，赵慧利说，先天性重度神经性耳聋无药可治，只能为患者配助听器，装电子耳蜗。
捐助的两难
11月8日，杨育汝专门打电话给杭州的楼时伟，祝他记者节快乐，然后陈述家庭的不幸。在网络上，楼时伟被称作“中国多胞胎之父”。
与所有处于婴儿期的多胞胎家庭一样，杨帆的人奶根本不足以喂养三个小孩，于是家人们要买盛源奶粉，每个月一箱，每箱12包，每箱800多元钱。奶粉钱，成了小孩子降生后的第一项主要支出。
“父母俩的工资加起来才600多元。”杨帆在学校做复印活，一个月工资是340元，比她的丈夫刚好多了20元，而现在，为照顾三个孩子，和所有多胞胎母亲一样，她再也没时间去工作了。这对聋哑夫妇除了残疾人福利以外，本来还应享受低收入特困户的补助，但街道却以各种借口推托；杨育汝翻了很多资料，查不到专门针对多胞胎家庭的国家福利。
据测算，按所需的基本生活费和教育费计算，抚养一对双胞胎至少需要20万左右，抚养三胞胎至少需要30万左右，抚养五胞胎至少需要50万左右。此外，因多胞胎大多早产易生病，因而，很多家庭至少要追加10万元左右的治疗费和住院费。而据《郑州晚报》的记者调查，2/3多胞胎家庭是在贫困的农村。
楼时伟向杨育汝说，自己会向当地的婴儿食品公司通报情况。16年来，楼时伟已经做过50多次这样的事情：“多胞胎出生以后，家庭的困难就会来得很快，食品首当其冲。”
同在杭州的贝因美公司是楼时伟联系最多的婴幼儿食品企业，贝因美的董事长谢宏在15年前曾经在媒体上向社会承诺，只要是刚出生的多胞胎(三个或以上)，都有资格享受他们的食品赞助。在当时，楼时伟给了谢一个“定心丸”：每98次妊娠有可能出现一对双胞胎；每7921次妊娠有可能出现一对三胞胎；每704969次妊娠有可能出现一对四胞胎……而且，并非所有的多胞胎家庭都会找上门来。
不过这笔账还是越滚越大。在上世纪80年代前的50年，全世界发生五胞胎只有35例，发生六胞胎只有13例；从1990年代初到现在的15年，贝因美他们单单有记录在案、援助过的中国多胞胎家庭就超过了500个，其中包括7个5胞胎家庭与2个6胞胎家庭。一位知情人士透露，承诺发出以后，“铺天盖地的求助马上就来了，这几年越来越多。”
在贝因美的资料里，它们援助的多胞胎家庭，在全国20余个省、直辖市均有分布，其中浙江、山东、江苏、湖南、江西、湖北、河南、广东等地受捐助的多胞胎家庭达到50%以上。一位企业负责人对记者说：“真不知道是多胞胎出生率高了，还是媒体发达了……我们经常在犹豫，宣传做多了，怎么保证奶粉给到最需要帮助的家庭？”
12月初，在楼时伟的联系下，贝因美的工作人员，以及他们搬过来的奶粉和米粉，很快就到达了开封。聋哑女儿的多胞胎家庭面临着双重困境，能让贝因美不假思索地火速施援，他们与贾家签订了直到孩子3岁有效的捐助协议。贝因美曾经发现，有些多胞胎家庭宁愿把他们赞助的奶粉用15块钱一包的价钱卖掉，换酱油，而只让小孩儿喝红糖水度过哺乳期。现在，贝因美要求像杨育汝这样的求助者，除了提交多胞胎的出生证明与照片等资料以外，还必须保证赞助的奶粉和米粉必须喂到孩子的嘴里。
收到赞助的杨育汝，激动地向楼时伟打电话道谢。奶粉的问题解决了，但这三个孩子的成长之路，还仅仅是开始。
杨育汝曾经想过把孩子送给别人，但贾家强烈反对。“我希望她们长大了以后当医生，或者干部。”杨帆在纸上对记者“说”。她的爸爸杨育汝在一边，用手语向女儿解释记者的问题，一边说：“他们，什么都不懂……”
“共同”成长的烦恼与幸福
三年前，安徽一位母亲，骑着三轮车带着三胞胎孩子到杭州“万里寻父”。她把车骑到了报社门口，被楼时伟发现。楼把她拉到企业去，联系了2000元米粉的捐助。不过，没过几个月，武汉媒体就接着写文章，揭示了这个母亲为孩子寻父是假，在全国巡回乞讨才是真。
同样是三轮车，著名的苏州三胞胎盲童母亲马宝凤，靠蹬三轮车养家把孩子拉扯大，在2005年被全国妇联评为“感动中国的十位母亲”之一。
刚过50岁的单冬春，也曾是一位“三轮车夫”。但他不是用来行乞，而是送四个娃娃上路：上幼儿园要蹬车，上医院也要蹬车，一路上招惹着路人的眼光。
单的多胞胎家庭也经历过最艰苦的婴幼儿时期。“请过两个保姆。但都吓跑了。”当熬过这段日子以后，孩子们的教育问题便摆在了家长面前：这比喂奶轻松了一点，而且又更幸福了一点。
单佳、单虹、单玮、单婷，四个从小就开始活蹦乱跳的女孩子，现在已经19岁。与一般的多胞胎不同，她们是罕见的单卵四胞胎，从小到大的长相都酷似无比；在父亲看来，她们的性格也没有什么大的区别。
人类的多胞胎有两种，一种是单卵多胞胎，另一种是多卵多胞胎，两者比例大概是3：7。单卵多胞胎都来自同一个受精卵，所以出生的婴儿相貌十分相似。
人们天然对长相相似又漂亮的多胞胎产生喜爱之情。从四姐妹会走路开始，她们一走到街上，就会招来一圈一圈好奇者，重复地询问谁是老大一类的问题，直到她们被迫跑回家为止。单氏四姐妹3岁上幼儿园时，按常规要收两万块赞助费，但园长看着小女孩们长得很像，便减免了一半；十几年来，这四姐妹经常被邀请参加各种商业和媒体的表演活动，包括央视春节联欢晚会的节目。现在，经常以四人组合出现在舞台上的她们已经是南京一所军校的艺术团成员，开始参加体制内的青年歌手比赛。
单冬春很早以前就懂得去批发市场为四姐妹“进货”，让她们穿同一款衣服，同一种鞋子，吃同样的饭。在记者的调查里，多胞胎孩子之间互相比较和争夺资源是家庭的常态——在多胞胎家庭里，没有真正的大小之人，没有老大让老二的传统，于是父母们总是想尽办法保持“喂给公平”。有家三胞胎孩子，自小就以为鸡有三个腿，原因是母亲总是把一只鸡翅膀的肉修成鸡腿的样子，好让三个孩子们不为此争吵。
单总是要求孩子们生活在一起，连考学校也必须共进退。四姐妹三年前初中毕业，尽管各自强项不同，但最终还是在父亲要求下，一起考进了杭州的艺术学校。“老大和老四开始不乐意去，因为她们的文化课成绩好。我说，两个去两个不去(艺术学校)，像什么样子？”单冬春说，“她们还是很相似的，譬如从小喜欢的东西(唱歌跳舞)就差不多。我想，四个一起上台唱，总会有些轰动效应。”
中国正从多子女家庭教育的时代，走向独生子女教育的时代。一般说来，孩子多的家庭，家长的心理负担会小一些，因为他们不需要把未来全押在一个孩子身上，而孩子们在这样的环境里，不会被过分溺爱、或者过度施压，也更容易学会沟通与合作。
单家的管教很严厉。除了上台，四个女孩长年生活在一起。11月的一个周末，四姐妹从南京回杭州，有的出去逛街，有的上网，只有四妹单婷坐在客厅里，托着腮仔细地听父母谈论补习老师。
单婷自小就担任起一般多子女家庭中老大的角色，也是主要的“告密者”——譬如向父母报告谁的考试成绩差了；到现在，她还在南京给姐姐们规定一个月内出校门的次数。
单冬春很满意这样的状态：“几个同龄小孩的好处就是自成一个圈子。艺校的学生很复杂，但四胞胎读书和生活都在一起，互相监督，所以从来不挨老师批评。”现在，在父母的眼光看来，四姐妹的生活各自有分工：老大最懒，像思想家；老二喜欢跟长辈打交道；老三在文工团里人际关系搞得不错；老四最勤奋。
单冬春为女儿们想得很远。他的计划盘算到了后年：如果四姐妹在艺术表演的路上不能上一个台阶，就让四姐妹回杭州一齐做幼教老师；他的妻子则要求四姐妹到25岁以后才能谈恋爱。不过他们也知道，越接近成年，四个样貌性格原来几无差异的女儿，始终要发展出相对独立的一面——“新的问题是，如果四姐妹这样互相‘依赖’着生活下去，她们各自以后如何独立地适应社会？”发掘过多胞胎“集体优势”的父亲对着记者自言自语。他又在发愁新问题了。
单冬春不知道，按照四姐妹内部的眼光看，他们之间的这种区别跟父母想象的是另一码事：大姐内向，喜欢想问题；二姐敢想敢做；三妹比较敏感，容易冲动；老四胆子最小。11月的周末，老二希望出门，被妈妈责备了一顿，但她还是趁着记者采访时期，戴着粉红色的帽子蹬出了小巷子。周末过后，四姐妹就要回南京了，她们又可以游离在父母的监督之外，上QQ，发短信，认识新朋友，开始尝试独立、完整的生活实践了。
未来……
江西张洁的三个女儿已经4岁了，张洁还不知道单亲家庭对她们的影响究竟有多大。“她们现在变得压抑了。”
在杭州郊外的周浦乡。
“我绝对不会让她们生孩子！”父亲杜国海说。尽管两个女儿还在聋哑学校读书，他已经在为避免新一代的生育灾难作打算。
20年前，杜国海三胞胎两女一儿出生，他取名为杜解、杜放、杜军。幸福还没开始，杜重复了一次开封杨育汝的错误——给同时发烧的两个女儿打庆大霉素，结果两女儿同时失去了听力。
这天，两个聋哑女儿兴奋地拍打父亲，然后把发黄的旧报纸搜了出来，展示给记者看。那些是她们出生时的报道。她们在纸上对记者“说”自己想做画家。
“她们还不明白生活艰辛。”杜国海就像所有的家长一样重复这样的话，不同的是，他有三个同时出生，也正在同时成年的孩子，老二、老大、老三轮着长高；只有谈起这些，杜国海才会与所有多胞胎父母一样，流露出由衷的愉悦。
他们的痛苦和幸福，是别人家的几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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